科技日報記者 付麗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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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當前，我國節水開始進入4.0時代，也即‘數字’階段，通過信息流和業務流的整合融合來提升水流的功效，成效顯著。”11月17日，在首屆全國節水創新發展大會上，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說。
數字顯示，2021年，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和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較2012年分別下降45%和55%，用水效率大幅提升。
王浩介紹，我國節水工作經歷了3個階段：1980年-2000年是1.0時代，以微觀行業工程技術節水為主；2000年-2015年是2.0時代，除了微觀技術節水，強化了總量控制與定額管理相結合的用水管理；再就是2016年-2020年的3.0時代，包括了生產、消費、貿易的全口徑節水。
“盡管用水效率提升顯著，但不得不說，我國用水整體仍較低效。”王浩坦言。
用水低效的幾種表象
近年，通過全國范圍內推進節水工作，在用水總量微增長的情況下，我國水資源供給支撐了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。“但與水安全形勢需求以及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相比，我國當前的節水工作不均衡、不充分、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。”王浩強調。
在王浩看來，我國用水低效有以下幾個類型，分別是結構型、技術型、意識型和管理型。具體來講，結構型低效主要是指產業結構、種植結構等經濟結構和類型與水資源條件不匹配，以不可持續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支撐高耗水、低附加值的用水需求。發達國家第三產業比重會高達70%，甚至超過80%似乎已經是主要發達國家的“標配”；而2020年，中國第三產業占比為54.5%。
技術型低效主要是指用水工藝、設備、器具等技術及應用水平偏低，與先進用水水平相比是一種低效。王浩認為，技術型低效的最大問題是節水技術推廣不足，從生活節水看，以馬桶器具為例，采用直排式取代虹吸式排水設計，達到同樣功能的節水馬桶每次用水只有1.4升，比國家標準可節水4.6升，節水77%，比國家一級水效還節約2.6升。“但遺憾的是，并沒有大規模推廣。”王浩說。
再就是意識型和管理型低效，公眾對節水的重視程度不夠，存在用水浪費的行為。而監管部門又因管理措施、手段、機制、監管等不到位，因管理粗放而導致用水低效。
“這就造成我國用水不均衡、不充分的問題，用水效率與國際先進國家和地區仍有差距。”王浩說，2017年我國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570m3，是掌握數據的60個國家平均水平的1.1倍，是經合組織（OECD）國家平均水平的2.5倍。北京市和天津市代表國內較高用水水平，其萬美元GDP用水量分別為101m3和93m3，優于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，但距先進水平國家如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日本等還有一定差距。
節水推進應因地制宜
王浩認為，用水低效只是表象，背后有著深層次原因。如部分用水低效表象與差異化的自然條件密切相關。2020年西北5省畝均灌溉用水量為463m3，明顯高于全國平均值，被認為水資源“浪費”嚴重。但并未考慮當地降水量少、蒸發量大，種植相同作物、采用相同節水設施，畝均灌溉補水量仍顯著高于其他地區，一定程度造成“水資源低效”的表象。
“同時，節水成本與收益倒掛，缺乏經濟激勵機制，內生動力不足。”王浩說，如浪費水資源的違法成本低，懲罰力度弱，不能真正構成對行業和企業的監督警示作用。
究竟該如何推進節水工作？王浩建議，總的來講，應遵循規律，因地制宜。強化經濟發展適水評價，將節水作為提升經濟發展質量、優化產業布局的新動能。完善適水評價技術方法，建立第三方評估機制，將適水評價納入規劃水資源論證的內容當中。
關鍵是推廣先進適用節水技術與工藝。重點開展水肥一體化精準精量灌溉控制、工業高效冷卻與循環利用、廢（污）水分級分質處理回用、通用高精度管網漏損監測、灌溉用水簡便通用測量、海水淡化反滲透等先進技術及實用設備研發。加強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節水管理深度融合等。
“同時，要深化行政管制和市場調節‘兩手發力’。”王浩表示，要深化水資源稅費改革，完善有償使用制度，大力推進水價改革，發揮水價對節水促進作用，切實完善并落實節水稅收優惠政策等。
